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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创作中的塔可夫斯基是尖锐、执拗、绝不妥协的，那么《殉道学》则让我们看见，流亡中的他成为一个被思念包裹、满是脆弱和柔软的父亲和游子。在生命的最后十几年里，对家人的牵挂，尤其是对小儿子安德留沙的思念，成为日记中最动人、也最让人心酸的内容，这些文字与他创作中的犀利判若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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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馨浓则在翻译初期因塔可夫斯基对女性的态度产生过微妙的距离感。塔可夫斯基在日记中说，男性的天职是创造，女性的天职是为爱牺牲，而他与继女之间屡屡爆发的尖锐矛盾，更让刘馨浓一度感到紧张，“起初会很自然地把自己代入文中被提及的女性，有种自己被贬低、被攻击的感觉，对日记里的谩骂，有一种想要回避的本能。”刘馨浓说，读到第三遍、第四遍时，她开始站在塔可夫斯基的视角看待那些冲突，慢慢体会到他对身边人的苛责背后隐藏的情绪，感受到愤怒背后流露出的脆弱和无助，“他的尖锐，本质上是对创作的极致要求，是对自我的绝不妥协。”